㈢跳出僵化模式圈而得创新自由之妙。《聊斋志异》涌现一大批鬼狐妖魅形象，假如作者的创作思路沿袭自古流传下来的狐媚模式、鬼怪模式、神仙模式等，那么，即使增添数以百计的淫狐、恶鬼、妖怪、神仙，《聊斋志异》也只能淹没于众多的志怪小说之中。有了种种突破模式的大胆幻想，《聊斋志异》才以自己的独特风貌而成其为《聊斋志异》。
㈣跳出常情常理圈而得奇理之妙。《司文郎》是以抨击科举制为主题的科举故事。作者的创作构思若照常情常理，王平子只能眼巴巴看余杭生中举做官，宋生和瞎和构发表：“造物所患，其命也乎”之类的感慨，徒唤奈何！有了以鼻嗅文的奇想，主考官虽然没有出场，却在“帘中人并鼻盲矣”的言谈和“下气如雷”的细节中受到无比辛辣的讽刺，文中种种奇思异想，奇趣横生，读之可感奇情奇理之妙。
可见，拓展幻想的自由度，关键在于是否敢突破、是否敢超越。不敢突破和超越，就不能有幻想，更不会有大胆、新奇、深刻的奇特幻想。
阎王爷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一个神明。古往今来的作家几乎都把阎王形象视为刚正严明、秉公执法的象征。蒲松龄却发挥独特幻想，塑造了三个新的阎王形象。一是《席方平》里的阎王，那是个贪赃枉法、凶狠残暴的阎王。对这个形象，前面已作过评述。这里再补说另外两个作者独创的阎王。
《阎罗薨》叙述某巡抚之父生前是南方总督，平生无惨害百姓的劣迹。只因误调镇师，导致“适逢海寇，全军尽覆”，冤死者讼于阎王，正要依法治罪。其父托梦于儿子，说：“阎罗非他，明日有经历解粮至，魏姓者是也。当代哀之!勿忘!”第二天，果然有个姓魏的经历押运粮食经过这里。巡扰马上传人，向他长跪求情，魏不得已承认自己确为阎罗，但又强调阴间之法极严，无能为力。在上司巡抚强求之下，勉强答应“曲为解脱”。冤死者鸣冤不已，魏某于是呼唤鬼差将巡抚之父押赴油镬，略微炸一炸，借此平定群鬼的怨愤，第二天，巡抚去探望魏某，发现他已经死在官舍了。
魏阎罗虽没有索贿受贿，而且一再推托，强调“阴曹之法，非著阳世懵懵，可以上下其手。”只因为碍于上司情面，怎么也推辞不了，只在判决时曲为解脱，从宽发落。作为执法官，没有严格执法，自己因而也遭到了严惩。可见阴间执法之严酷，不像阳世那样，可以凭长官意志，任意徇私枉法。
《李伯言》篇塑造了另一个阎王，故事说李生到阴间暂代阎罗王审案。虽惩治甚严，倒还算秉公执法。可是等到审理亲家的案子，封建社会“裙带风”的老毛病就跑了出来，他想利用手中的权力庇护一下违法的亲家。想不到当他心里正盘算如何袒护的时候，“忽见殿上生火，焰烧梁栋”。李生急消一念之私，则火顿灭。蒲松龄写完这则故事，大发感慨：“阴司之刑、惨于阳世；责亦苛于阳世。然关说不行，则受残酷者不怨也。谁谓夜台无天日哉？第恨无火烧临民之党廨耳！”
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里塑造了这三个新的阎罗形象:
一个是贪赃枉法、凶残贪暴终于被告倒的阎王；
一个是出于同情心、执法不严而受惩致死的阎王:
一是存偏袒之念，受天火警告而不敢偏私的阎王。
这三个新阎王形象，都是蒲松龄大胆幻想的产物。作者创作这三个新阎王形象为了表达什么新见解呢?是为了打倒名正实邪、徇私枉法的阎王，还是为了呼唤真正刚正严明、秉公执法的阎王出现呢？看来，两者兼而有之。
蒲松龄喜爱幻想，但在幻想时仍保持几分清醒的头脑。他深知，幻想，只是幻想而已，幻想并非观实。因此他在构想种种阎王形象的同时，在《李伯言》篇中又出现“幻火烧梁”的奇想。假如公堂之上出现作弊行为，即有天火烧梁，以示瞥告，那就不怕执法者不公了。这种奇特的幻想，很容易引起衔冤负屈者的共鸣。“第恨无火烧临民之党廨耳！”这把火，不会是天火，而应该是人民的愤火。也只有人民的愤火，才能烧掉暗无天日的封建殿堂。
从三个新阎王形象的塑造中，可知蒲松龄突破惯性思维的能力较强、幻想的自由度较高。至于他的力量和智慧从何而来，恐怕只能从他所处的地位、经历的坎坷、与下层人民命运的关联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。
本文主要从以上四方面着重论述了《聊斋志异》在创作上的浪漫主义色彩。当然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，它的艺术特色应该具有多面性，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。
《参考文献》
①《蒲松龄研究集刊》 第二辑150页。
②《聊斋志异选·前言》 齐鲁书社出版。
③《聊斋志异选·前言》 齐鲁书社出版。
④《幼稚想法的落实》 列宁。